中原证券：简析美国“对等关税”方案及对我国经济与A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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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经济学家 邓淑斌

　　一、美国“对等关税”方案主要内容

　　北京时间2025年4月3日凌晨，特朗普依据IEEPA（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宣布对等关税：（1）将于美东时间4月5日凌晨12：01生效对全球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关税；（2）于美东时间4月9日凌晨12：01生效对与美国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征收个性化的对等更高关税（税率从10%—49%不等），所有其他国家/地区将继续遵守原来的10%关税基线；（3）全面征收25%的进口汽车关税（立即生效），并取消800美元以下的小额包裹免税政策（每件征收货品价值的30%或25美元，5月2日起生效）。

　　根据该“对等关税”方案，加征高关税国家数量59个，其中：对中国加征34%关税，对欧盟、越南、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印度、韩国、泰国、瑞士、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等贸易伙伴征收20%到50%不等的关税，对任何贸易伙伴的最低对等税率也为10%。也即：（1）中国、欧盟等59个国家/地区按照“对等关税计算”得出的结果征收；（2）澳大利亚、英国、巴西等125国家/地区统一按照10%征收；（3）俄罗斯、古巴、朝鲜等未列入此次征收对等关税的名单，加拿大和墨西哥享受此前与美国签订的优惠协定，但需满足附加条件——加拿大或墨西哥所有不符合USMCA原产地条件的货物需缴纳25%的额外从价税，从加拿大进口但不符合USMCA原产地资格的能源或能源资源和钾肥目前需缴纳10%的较低额外从价税。

　　根据美国政府网站发布的“对等关税计算（Reciprocal Tariff Calculations）”，该“对等关税方案”中针对各国不同税率的计算依据是抵消贸易逆差，具体公式为：调整税率=（美国对贸易伙伴的出口额-美国从贸易伙伴的进口额）/美国从贸易伙伴的进口额*进口需求弹性（ε）*关税转嫁率（φ），公式中的进口需求弹性（ε）和关税转嫁率（φ）被作为关键假设，分别假设指定为4和25%（4*25%=1）。因此，调整税率=美国的贸易差额/美国从贸易伙伴的进口额，据此计算得出的结果再除以2，即为“对等税率”。根据计算规则，关税区间为0—99%，因此，最高的对等关税为50%（=99%/2）。

　　根据美国白宫网站发布的特朗普关税新政官宣简报显示：（1）“对等关税”是特朗普赢得总统竞选的关键原因；（2）该“对等关税方案”是特朗普总统计划的核心，是建立在能源竞争力、减税、小费免税、社会保障福利免税以及放松管制等更广泛的经济议程之上，其目的在于解决美国贸易失衡问题和重振美国制造业。

　　二、美国“对等关税”方案引发的多方反应

　　美国“对等关税”方案公布后，随即引来全球多方关注和质疑，其中的焦点与反应主要集中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对等税率”计算公式的简化，不合逻辑。所谓的“对等关税”，以贸易逆差占进口比重为基准，将“关税对等”简化为“你征多少我征多少”，并且是基于美国人口调查局（Census Bureau）2024年的数据计算得出，这一逻辑忽视了不同/地区产业结构差异性带来的出口商品结构差异性（如，中国对美关税集中在和能源领域，而美国对华关税集中在战略性高科技产品、传统工业产品、农产品），以及仅以最近一年数据作为依据，显然不客观也不全面，更谈不上合理。

　　二是“对等税率”违背世贸组织（WTO）框架下的全球贸易规则。根据WTO规则，成员国关税水平需通过多边谈判确定，而美国单方面以“逆差占比”强制要求他国关税“对等”，实质是对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关税约束义务的践踏。

　　根据世贸组织（WTO）、联合国贸易和发展（UNCTAD）等机构的权威定义，关税是政府对进口商品征收的税种，通行统计指标为：（1）加权平均关税率：将不同商品的关税税率按其进口额加权平均后得出，是衡量一国关税总体水平的标准指标；（2）最惠国税率：适用于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间的基本税率；（3）实际征收税率：即企业实际承担的税负，反映在真实贸易过程中。国际贸易逆差的成因，涉及汇率政策、生产结构、劳动力成本、消费结构等多重经济变量，与是否“被征收高关税”无直接对应关系。本次美国推出的对等关税方案中，特朗普政府将宏观经济问题转化为“对手不公平”，用逆差作为征收高税率的依据，集中体现了特朗普2.0关税新政的核心思路及用意：（1）解决美国贸易失衡与贸易不平等问题；（2）以初始高额关税兑现竞选承诺，同时，为同步推进的减税政策提供依据；（3）作为外交谈判的工具，重振美国制造业，维护其“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并以此巩固其执政地位，其中的政治叙事及动因更为主要。

　　三是“对等关税”方案公布后，引发全球金融市场震荡。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4月3日分别下跌3.98%、4.84%和5.97%，均创下近年来最大单日跌幅。4月4日，标普500指数跌5.97%、周内累跌9.08%，均创下2020年3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和单周跌幅；纳斯达克指数跌5.82%，较2024年12月的历史高点累计跌幅达22%；欧洲主要股指和全球商品市场同样受到冲击。此外，衡量美股波动的“恐慌指数”VIX，4月4日收涨近51%，创2020年3月以来新高。

　　四是“对等关税”方案引发欧盟等贸易伙伴的强烈谴责及应对。从最近一周部分贸易伙伴的表态来看，既有强烈谴责，也有采取反制与让步并举的应对策略。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4月1日表示，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即将出台的新关税，欧盟“握有很多牌”，并已制定强有力的反制计划，将在必要时予以实施。智利总统博里奇4月2日直言这是“强权即公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警告其将引发全球经济“沉重一击”，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希尔德加德·穆勒4月3日发表声明称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彻底背离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也背离了全球价值创造、经济增长的基础；4月4日，我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商务部宣布中国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34%等多项关税反制措施。

　　事实上，任何一项政策都是双刃剑，加征关税必将拉高自身物价，而美国目前正处在高通胀阶段，“对等关税”方案对其遏制通胀无疑是雪上加霜。4月1日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最新发布的《制造业商业报告》显示，美国3月ISM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下降至49%，价格指数单月飙升7点至69.4、创下2022年6月以来新高，ISM的调查表明，美国制造商的情绪因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执行不稳定而受到动摇，这意味着美国制造业活动在2025年前两月的回暖态势受到抑制，反映了特朗普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自身的影响已经有所显现，而“对等关税方案”的实施，无疑将进一步加大美国通胀的上行压力与经济衰退风险。因此，尽管4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现在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降息的绝佳时机，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同日表示，美国关税可能导致通胀上升、经济增长放缓，在关税问题上，调整货币政策“为时过早”，从中也可见，“对等关税方案”在美国政府内部也存在一些分歧。

　　三、对中国经济及A股市场的影响

　　本次美国“对等关税”方案，针对中国额外加征34%税率，加上在2月、3月以芬太尼等问题为借口分别加征的10%关税，截至目前，特朗普1月20日再次就任美国总统后，对中国累计加征关税幅度已达到54%，并且结束了对小额进口（低于800美元）中国商品关税的豁免。

　　相关研究机构的测算显示，以2025年1月最新数据计，对等关税落地后，美国对中国平均关税税率将达到65%左右的高位，其中的影响机理主要体现在：（1）拖累出口。对中国加征关税将直接影响出口占比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附加值新兴产业（如新能源、半导体），对周边国家进行关税施压进一步压缩中国出口的替代空间；（2）加大产业转移风险，从而减少国内投资，并进一步削弱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3）出口产业链承压以及投资减少，直接对就业形成较大压力，从而抑制国内消费；（4）人民币汇率短期面临贬值压力，需防范外资流出引发的流动性风险。

　　美国“对等关税”方案框架下，针对我国的高关税政策对国内经济复苏的短期冲击不容低估。4月4日，我国宣布自2025年4月10日12时01分起，向原产于美国的所有商品加征34%的进口关税，考虑美方是在今年对中国加征20%关税基础上再加征的34%，说明中方加征关税的回应比较克制，既留有磋商谈判余地，也体现了我国政府应对外部挑战的决心和底气。从中长期来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控，一方面，中国出口份额在短期内很难被完全替代，竞争国在电信设备和帽饰上的出口潜力之和低于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优势突出，2018年贸易战时加征关税不仅未对我国传统产业构成太大的冲击，反而促进我国高端制造业国产替代的崛起。

　　鉴于关税谈判过程的不确定性，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对中国经济面临形势的预判以及对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的一揽子安排，尤其是对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的部署，预计近期国内或将推出增量政策，全力扩大内需，以积极应对美国高关税对经济带来的冲击，尤其是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加力扩内需的概率进一步提高。其中：（1）货币政策方面，可关注央行多次提及的择机降准降息落地；（2）财政政策方面，可关注提振消费、稳楼市等增量政策落地，与之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相关具体部署也可能加快落地。

　　如上所述，美国“对等关税”方案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短期内冲击不可避免，但鉴于我国宏观政策面早有积极部署，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央行，所预留的“充足的储备工具和政策空间”都能够在关键时刻形成有效对冲，以确保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对国内A股市场而言，预计整体好于全球其他市场表现，保持震荡回升向好势头，其中逻辑在于：（1）经济基本面稳定；（2）技术创新引领价值重估；（3）“稳股市”顶层设计下，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持续推进，推动上市公司提升质量、提高分红和合理回购，以及加快中长期资金和耐心资本入市等政策加快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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